“加强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医药购销和医疗行业治理的根本政治原则，已成为近年来行业整治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核心要求。《2025纠风要点》在延续该表述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党委政府资源倾斜”“全系统学习贯彻”，是顶层治理体系“从业务主导”向“政治引领”全面跃升的体现。这意味着纠风工作不再只是卫健委和医保局等卫生系统的“专项整治”工作，而是由纪委监委、市场监管、税务机关、公安机关、审计部门等系统参与的跨部门、跨职能综合监督行动。这一治理格局的变化，并非始于2025年，而是在此前多轮医药反腐与行业纠风实践中逐步铺开、不断强化。自2023年起，纠风工作协调机制不断扩容，成员单位新增教育部、审计署、国资委、疾控局、药监局5个关键部门，反映出国家层面对公共资源流动全过程监管的系统化思维。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也正式加入纠风体系，标志着医药反腐从行政执法向司法惩治的联动机制进一步确立，同时，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联合查办等协作方式全面升级。在此基础上，《2025纠风要点》进一步强调要“深入研判纠风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联系，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标志着纠风工作从条线整治走向跨系统统筹、从事后纠偏迈向事前识别、从行政监督延伸至纪法贯通，将纪律监督、行业监管与司法问责融合为一体，推动医药行业风气治理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

2024年12月，国家监察委发布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针对“靠医吃医”、套取医保资金等腐败行为，以及收受回扣、红包等行业不正之风，全国全年共立案调查5.2万人，处分4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634人。在上市公司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已有超过30家医药企业的高管被留置、刑拘、立案或调查，其中不乏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或前高管因职务侵占罪、行贿受贿、挪用资金罪等被留置，涉及医用耗材、连锁药房、中药制药、化学制药等多个细分领域。如此大范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责，正是以政治统领为核心、以多部门合力为支撑，推动纠风工作从阶段性整治向体系化、常态化治理机制演进的集中体现。

在政策执行端，《2025纠风要点》要求医疗机构内部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这意味着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捐赠、学术会议、设备投放、科研合作等事项，很可能因涉及资金或资源使用而被认定为“三重一大”事项，从而由原来的科室或分管副院长主导审批，转向需提交党委会或联席会议讨论的流程，合作流程周期更长，合作透明度要求也将显著提高，例如需要配合医疗机构提供完整的合作背景说明、合规资质、第三方审计报告、会议预算明细等。我们注意到，2025年5月以来，全国各地医院已经开始收紧对医药企业的监管。例如，5月26日，上海市嘉定区南翔医院组织对销售金额居前药品的9家供应商、22家生产企业代表开展集体约谈，还与企业代表签署《廉洁购销协议》；5月21日陕西省宝鸡市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积极督促市口腔医院召开2025年度药品配送供应商廉洁购销警示谈话会议。我们理解，随着《2025纠风要点》的发布与深入落实，全国多地医院将继续深化医药购销合作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企业在推进与医疗机构的项目时，必须正视这一变化，主动对接党委审批机制、完善合作流程合规材料、提前识别合作风险点，才能确保业务的顺利推进和合规闭环的实现。

自2022年首次提出要在“产销用各环节共同发力打击违法行为”以来，纠风工作持续强调各级各类医药生产经营企业的主体责任。与2022年指出“防范将回扣资金的套取从流通环节转移至生产环节，严厉打击套取资金用于药品耗材设备回扣、商业贿赂行为”相比，《2025纠风要点》进一步强调“打通从原材料采购、药品耗材生产、招标采购的监管通路，将监管重点向生产端覆盖”。这意味着监管重心已不再局限于医院端的收受回扣、科室统购统销、医生个人利益输送等“终端环节”，而是要实现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入院招标—终端销售的链条式监管闭环，将上游企业（如原料药和器械的生产制造厂家）、中游流通（配送商）、下游推广（CSO销售团队）全部纳入监管视野，在制度设计层面打通产业链条，前移风险识别关口，压实企业在生产端、采购端、招采端的合规责任。

从2024年与2025年纠风工作要点中监管的演进来看，变化不仅仅是监管方式和工具的罗列增多，而是在监管逻辑、整合方式、执行力度和精准穿透能力都发生了体系性升级和加压强化。

一是监管手段从“工具组合”到“工具协同”的升级。在监管工具方面，相比于2024年提出的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统计调查、自查自纠等，《2025纠风要点》新增处方抽查、智能提示、飞行检查、绩效评价、异常病例核查等手段，体现了从常规行政监督扩展到实操场景嵌入式审查。同时，《2025纠风要点》强调对不同监管手段的“统筹运用”，将有助于形成多手段协同发力、交叉验证的穿透机制。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强化对药品流通环节的全过程监管，《2025纠风要点》提出，“全面推进药品耗材追溯码全场景采集应用”。根据2025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定点医药机构在销售环节必须按规定扫码，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进一步地，2026年1月1日起，所有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追溯码全量采集上传，实现对药品流向的全过程、全链条记录与可视化追踪。这不仅从医保结算层面增强了监管穿透力，也为后续监管部门开展“码账比对”“货账核查”“流向稽核”等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是对“穿透式”监管的实质内涵升级。2024年“穿透式监管”主要体现在“信息穿透”和“线索穿透”，而《2025纠风要点》则体现出更深层次、结构化的穿透。例如，将“飞行检查”与“异常病例核查”相结合，意味着监管人员会不打招呼现场调阅处方、比对执行情况，将统计、审计、投诉等数据汇总之后，能够精准锚定责任人、资金流、时间节点，从而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精准打击。

《2025纠风要点》多处表述体现了国家对于医药领域反腐个案打击力度显著增强。例如强调“密切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联系”“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大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力度”等。在延续以往治理思路的基础上，《2025纠风要点》进一步强化了个案查办的力度与深度，体现出当前医药反腐工作从“面上治理”向“精准打击”转变的鲜明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历年的纠风文件中也多次提及“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促改”（2024年）、“以案说法”（2023年），但强调“加大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力度”尚属首次。可见，未来医药领域案件查处将呈现高发、高压、高曝光态势。这表明，当前医药行业的纠风工作已由系统治理延伸至以查促治，行政执法与司法打击形成合力，典型案件的查处将发挥更强的震慑效应。

我们理解，查处“关键少数”与“关键岗位”典型个案长期是纠风工作的重点，而此次明确“加大司法办案力度”，标志着未来将更加频繁地借助公安、纪检监察等力量，深化腐败行为的治理力度。同时，未来的执法办案领域可能向一线下沉，销售、采购、市场营销等环节也将受到关注。《2025纠风要点》指出要“紧盯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基建和信息化项目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还点名提到“检测样本外送”“外配处方”等技术性较强的操作环节。这意味着监管目光已不再仅聚焦大额交易、高层人员，而将深入到业务流程本身、嵌入一线岗位操作细节。

自2022年纠风工作首次提出“行贿受贿一起查”以来，医药领域反商业贿赂监管逻辑持续从“受贿查处”向“行贿治理”全面转向。《2025纠风要点》首次提出完善医药购销领域行贿人、受贿人“黑名单”制度和不良单位记录制度，标志着反商业贿赂正式进入“信用治理”阶段。我们将历年来有关医药行业反商业贿赂的相关表述整理如下，以便直观反映执行机制、惩戒方式的变化。

从上表显示的惩戒方式来看，整治医药行业商业贿赂正在从个案查处迈向制度性信用惩戒。随着2022-2023年逐步建立完备的线索移交、数据互通、惩戒互认的个案追责机制，2024年开始，医药企业行贿行为的惩戒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个案惩处，而是开始“探索实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尝试将信用监管融入市场性约束体系。根据2023年2月国家监察委网站发布的《不断探索完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一文中的定义，“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是指将有行贿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录入全国行贿人信息库，通过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对行贿人实行联合惩戒措施，让行贿人付出应有代价的制度机制。从《2025纠风要点》的相关表述来看，一方面，黑名单制度惩戒对象从重点针对行贿人扩大至“行贿人+受贿人”，另一方面，随着制度化信用惩戒体系的不断健全，医药领域在市场准入（药品和医用耗材挂网、投标或配送资格）、医保谈判、银行授信等方面将形成“失信寸步难行”的环境。

2025年6月5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新版《关于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知》（“《2025招采信用制度》”），大幅提升失信分级体系和招采失信惩戒措施。我们理解，《2025纠风要点》强调“健全药品流通行业信用体系，强化行业信用管理”，这将与《2025招采信用制度》形成政策协同，开启医药领域信用治理新篇章。《2025年纠风要点》从政策高度明确健全信用制度方向，而《2025招采信用制度》则在操作层面做出配套升级与细化，特别体现在取消最轻的“提醒告诫”处置措施、将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等级的商业贿赂金额从200万元下调至100万元、对配送企业专设惩戒机制（对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的配送企业，应限制或中止其在评价省份的配送资格5年）等方面。两项政策配合之下，将在医药行业构建动态信用监控—实质市场限制—系统性退出机制的闭环链条，进一步强化了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综合治理能力。

在2023年纠风工作中，对医药代表的合规管理更多聚焦在销售行为本身，提出重点打击医药代表以各种名义或形式实施“带金销售”，给予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回扣、假借各种形式向有关机构输送利益等不正之风问题。随着2024年底《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医药代表的合规管理责任，《2025年纠风要点》也要求“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医药企业参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加强合规管理，推动医药代表在医疗机构内的合规管理，持续净化医药购销秩序”。在《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中，详细列举了医药企业在学术拜访交流、业务接待、咨询服务、外包服务、折扣折让及佣金、捐赠赞助资助、零售终端销售等九种具体业务场景，我们认为，《2025年纠风要点》对医药企业对医药代表提出了更为全面的要求，医药企业在对医药代表进行聘用、备案、培训考核和学术推广活动管理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压实合规管理责任，并将管理制度前置嵌入，更加注重可持续性与预防性治理。

在互联网医疗领域，2024年提出规范直播带货，并重点打击违规变相发布广告、散播涉医谣言等行为。在此基础上，《2025年纠风要点》在互联网诊疗领域提出对诊疗科目一致性、诊疗活动开展、互联网处方等互联网诊疗重点环节的关注，新增重点打击网络“医托”、假借医学科普或会议活动等“引流”“带货”、伪造编造变造在职或离退休行业人员视频营销牟利等不法行为。我们理解，《2025年纠风要点》对互联网医疗生态中“灰黑地带”问题的系统识别和应对升级，也是回应了第二部分强调的“加强医药卫生领域新型、变异和隐形问题研判预警”。显然，监管层面已经关注到了通过“学术会议直播”、“医学科普短视频”等变异手法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也将整合网信、公安、卫健、药监等部门合力打击非法内容制作与传播链条，规范网络营销合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