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法律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也面临着很多机遇。AI技术在多领域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对传统上由初级律师承担的检索、翻译、信息整理、合同审查等基础性法律工作的技术赋能，正在深刻重塑法律行业交付服务的方式，并可能导致各种连锁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革新的普及，也对青年法律人的就业、成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律所是不是会减少初级律师的招聘？青年律师是不是会更少获得通过基础性法律工作训练职业技能的机会？缺乏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专业技能的练习，法律行业的新一代会不会面临专业技能下降、驱动力不足、批判性思维能力弱化的困境？面对这些可能的问题，中国律师行业应当如何调整人才培养体系与资源投入策略，助力青年律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维护行业的生态健康和安全？
本文试图提出笔者的一点粗浅思考，希望能抛砖引玉，促使法律行业重视相关挑战，并积极探索应对方案。
一、人工智能对年轻律师专业成长的挑战和机遇
AI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法律服务模式产生了实质性冲击。特别是，基础性法律工作（如法律检索、合同审查及文件翻译等）的智能化，可能会减少青年律师的工作机会，且可能会限制青年律师在执业初期获取实务经验的机会，进而影响其专业技能的积累与职业发展。
此外，在行业对AI工具及新兴技术应用能力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技术适应能力不足的律师将在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笔者认为，在技术手段快速迭代演进的当下，这种时代焦虑当然有其合理性，也是人类对自身“到哪里去”的危机的本能感知，但AI对法律职业技能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也不会对法律实务的各个方面造成相同程度的影响。
显然，涉及法律服务交付过程的很多技能，特别是那些依赖观察力、情绪感知能力、表达能力的技能，比如在交易中对交易障碍和风险形成判断的能力、在庭审中进行有感染力的法律说服工作的能力，会较少受到AI的影响。律师对前沿法律问题的洞察力、专业的判断力、行动力和意志力，也是AI无法替代的。资深专业人士通过现实生活经验积累的直觉、快速扩展、提供解决路径的能力，也是AI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依赖经验积累的内化知识，以及通过第一手经验或口耳相传获得的隐性知识，例如交易律师对各种纷繁复杂的交易结构中不同风险及其相互作用的了解和处理手段，争议解决律师对不同法官、仲裁员的个性和偏好的了解，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是AI很难习得的。
在法律服务能力以外，律师在法律业务开发和管理中的技能，如人际关系管理和业务拓展的能力，短期内也是AI技术无法复制的。我们的伦理能力和道德情操，是我们成为受信任的专业顾问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AI很难发展出的能力。
以笔者对AI法律应用有限的了解来看，以认知能力为核心的AI可以极大助力专业律师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但短期内不可能取代律师进行高阶的专业技术工作（如战略分析和复杂情形下的风险研判等），也不可能在律师的社会化工作场景（如线下咨询、谈判、庭审辩论等）形成对人的有效替代。而这些高复杂性或社会化的工作，恰恰也是律师服务的核心价值。
在考虑AI对法律专业人员技能养成的影响时，德雷福斯技能习得模型（Dreyfus Model of Skill Acquisitio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可以帮助理解律师不同水平的技能习得如何受AI影响。该模型将技能发展分为六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初学者 – 初学者依赖于无情境规则，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2
第二阶段：进阶初学者 – 进阶初学者开始意识到情境中的细微差异，能够根据经验应用更灵活的原则。
3
第三阶段：胜任者 – 胜任者能够设定目标，从更广泛的视角审视任务需求。
4
第四阶段：熟练者 – 熟练者能直观地理解情境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反应。
5
第五阶段：专家 – 专家能通过直觉做出全面且直接的判断，对情境有深刻的把握。
6
第六阶段：大师 – 大师不断扩展和提升其直觉知识和技能，开辟新的方法并转变实践风格。
从此模型中可以看出，AI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阶段，尤其是规则性强的任务上。然而，随着律师逐步进入更高的熟练、专家乃至大师阶段，人类的判断力和直觉决策发挥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作用，而这些愈加情景化（situational）的能力，是AI所无法复制的。
如果律师事务所能够跳出以大量基础性工作打磨青年律师专业技能的惯性，以创新范式和方法、结合AI技术助力青年律师核心技能发展，那么律师事务所作为商业组织希望运用AI技术降低基础性法律服务成本的冲动，与青年律师技能习得和职业发展的需要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如此，律所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高附加值的法律服务中，同时帮助青年律师更快地提升技能水平，尽早跃升到胜任者、熟练者的阶段。
二、对AI时代的律所如何提升年轻律师培养体系的建议
在新的技术、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律师事务所要高效地培养一群年轻有为、奋发进取的青年律师，就不能因循守旧，必须适应时代潮流。笔者以为， AI时代青年律师培养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导向。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人的聚合。“人”是事务所或团队向市场交付法律服务的生产要素，但首先是律师事务所的核心、基础和所有者。今天律师行业中的青年人，是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多元化，人生追求和价值追求也更加丰富多彩。沿袭把人模板化、工具化的管理和培养模式，并加以精英主义的包装，不仅在伦理上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不符合年轻世代的普遍人文诉求，容易引发代际之间的分歧，损害律师事务所的士气和凝聚力。
我们的青年律师，应该是在自由、包容、专业、合作的文化滋养下千人千面、多姿多彩的人类个体，律师事务所也需要珍惜和发展他们的个性。
由此出发，律师事务所应当摒弃以AI“降本增效”的工具理性思维，从更好交付法律服务价值、进而实现律师职业价值的角度出发，将AI作为帮助提升人类律师能力的工具，而非替代律师工作的机器人；我们也需要调整培养模式和导向，在以基础性工作培养、打磨青年律师职业技能之外，更要在有指导的条件下支持青年人尽早进入场景化、社会化的工作，与分析性、文书性的法律服务技能培养齐头并进；律所也需要建设一种以人为本的律所文化，重视人才和人的身心健康。
此外，律所也需要平衡“客户第一”与“关爱青年”，把对衣食父母的勤勉尽责与对青年一代的关怀爱护协调起来，并积极地向客户传递这种理念，调整市场和社会对律所文化的期待。
第二，建立在新的技术条件培养年轻律师全面技能的新机制、新理念、新方法。
律师事务所培养年轻律师的核心技能，必须直面新的技术条件带来的挑战。
这首先要求在法律检索、翻译、基础法律分析等基础性工作中，及时总结、加强培训。青年律师在执行基础性工作过程中，必然会越来越倚重AI工具进行辅助，但在AI输入提示的设计以及AI输出成果的核实、检验和应用层面，青年律师的相关核心技能仍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青年律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八仙过海”之外，律所应当定期检视和总结AI工具运用的经验，及时对相关规律和方法论进行归纳，更好地掌握和利用AI技术，并指导青年律师改进这些工作；资深律师也应当虚心地学习取经。
这也意味着在发散性、批判性思考和法律写作等进阶工作中，要培养青年律师的结构化思维以及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习惯，在有效运用AI同时，避免对AI工具形成依赖和过度信任。当前几大主流AI工具都具有不错的体系思考、发散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较容易造成依赖乃至“照单全收”，但这些相对高阶的法律服务工作，恰恰是法律服务比较核心的部分，长期习惯性的AI外包显然会削弱自主思考时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律所不能对AI深入进阶法律工作视而不见，也不可能一刀切地抗拒AI应用，而是需要培养高效运用AI内容生成工具并能准确识别和预防相关风险的一套工具方法。
第三，积极运用AI工具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新机会，更快释放青年律师的潜力。
由于技术辅助工具能够完成很多基础性工作，青年律师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量将会显著下降，他们的时间和潜力也能得到极大的解放。律所应当让青年律师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去了解项目或案件的整体，并观察、学习、思考有复杂性或战略性的问题和分析研判；青年律师也应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同客户、其他相关方对接的工作，提升沟通和交往能力；我们也应当鼓励年轻律师在特定法律领域和行业中积累深厚的专业知识，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深度需求，完善事务所服务能力矩阵。
第四，传统的“师徒制”培养模式需要顺应变化，加强反馈机制，实现教学相长。
长久以来，“师徒制”传帮带一直是律师事务所培养年轻律师的主要机制。徒弟从初级工作做起，担任师傅的助手；师傅向徒弟传授实务技能，传递理念价值和职业品质。但由于基础性工作的AI部分替代，徒弟可能更早、更多参与到中阶、高阶工作中来，形成很大的中高阶知识和技能需求。如果这些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有意义的响应，可能会造成业务风险，而青年律师也较容易陷入职业迷茫。
因此，在律师事务所制定统一培训课程和计划并以具体项目和案件进行言传身教的同时，律所、团队应当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反馈机制，帮助年轻律师及时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加速青年律师的自我提升；律所还应考虑加强正向激励制度，促进持续学习，避免挫伤青年律师积极性。
三、结论
面对AI带来的行业变革，律师行业需要与时俱进，对律师培训体系和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创造迎合技术创新、具有人文关怀、有利于青年律师夯实基础技能并稳步发展高级职业技能的环境，培养具有全面专业能力、优秀职业品质和人文精神的新一代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