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新规对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决定，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修改。经修改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民事证据新规具有不少亮点，特别是其中对当事人自认规则和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诉前证据固定和诉中证据的应用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新规规定，当事人陈述对其自身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不利于其自身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均属于自认。在劳动案件中，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通过访谈等方式取得的对方的自认的效力也就此得以明确。第二，新规进一步完善了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这也为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其控制和掌握的各项材料和数据（如工资、考勤记录、加班记录、奖金发放明细等）以及形成于用人单位办公系统、工作邮箱的各项信息和数据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重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第三，新规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电子数据证据的范围，实践中劳动争议案件频繁出现的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动态、录音文件等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得以明确。
2019年11月2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了《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根据该暂行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大陆用人单位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大陆用人单位和港澳台员工应当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暂行办法对港澳台员工享受社保待遇的条件、港澳台员工离开内地后的社保个人账户处理以及其跨省就业流动时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已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相关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台居民，可持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大陆)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新型雇佣关系不断涌现。相较于传统的灵活用工模式（例如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国家层面并未就互联网新业态下的灵活用工模式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对在新业态中涌现的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如平台与平台从业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司法态度存在摇摆。
2019年，我们能看到，至少从政策层面上出现了国家鼓励和支持新业态下灵活用工的趋势。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8月1日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呼吁保护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从业人员的权益，抓紧完善平台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的社保政策。2019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定就业工作的意见》，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上述政策层面的倾向会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
2019年，涉及就业领域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和疾病歧视的案件[1]频发。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揭示了裁审机构消除就业歧视的态度。用人单位在招聘、录用和日常劳动管理中应注意避免和消除就业歧视行为，否则，用人单位将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或遭受行政处罚。
在消除就业歧视、确保平等就业权方面，国家也从政策层面做出了明确。2019年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要求各类用人单位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不得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以促进妇女就业平等。2019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改革的意见》也强调依法纠正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现象。
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以往通过公开渠道只能查询到法院的判决，劳动仲裁的生效裁决并未对外公开。2019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江苏省、四川攀枝花市、广西贺州市等多个地区相继发布通知，要求在互联网公布劳动仲裁裁决书。
可以看到，2019年劳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变化很多受到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形势的影响。已经到来的2020年中，不少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如《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五)》）有望出台。另外，基于目前的政策倾向和经济形势特点，可以预见的是，裁员、社保减负、灵活用工等仍然很有可能继续作为新的一年劳动法领域的关键词。
[1]马某诉杭州某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跨性别平等就业权纠纷、闫某某诉浙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地域歧视平等就业权纠纷、刘元（化名）诉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艾滋病歧视平等就业权纠纷
